1571年，一個土耳其的將軍在參加一場大海戰(zhàn)時，將自己的財產隨著攜帶，藏在船艙里，戰(zhàn)敗之后，他的15萬金幣連同他的戰(zhàn)船都沉入了大海。土耳其的將軍為什么在參加戰(zhàn)爭的時候隨身攜帶財產，因為當時的土耳其沒有財產保護制度，他們的財產隨時可能失去或被沒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此有精辟的解釋：“在那些不幸的國家，事實上，在那些人們總是擔心遭到上級侵犯的地方，人們常常將大部分財產藏匿起來。”
這個故事，可以解釋中國高層最近發(fā)布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的重要性。產權的重要性，再一次在中國轉型過程中得到了凸顯。文件開宗明義說：“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保護產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產者有恒心，經濟主體財產權的有效保障和實現(xiàn)是經濟社會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基礎。”
產權究竟有多重要？
產權是一個經濟體健康運行的基石，是信任的基礎，是創(chuàng)新的前提，是理解工業(yè)革命以來經濟增長所有秘密的關鍵和前提。美國金融專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暢銷書《繁榮的背后：解讀現(xiàn)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中將工業(yè)革命以來，人類經濟突破馬爾薩斯曲線，實現(xiàn)快速增長的關鍵歸結為四大因素：財產權、科學理性主義、資本市場和快速高效的通信與交通。他認為，當且僅當這四個因素全部具備的時候，一個國家才能實現(xiàn)繁榮。而且，他將財產權列為四大要素之首，這絕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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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夫勒在《財富的革命》中指出，如果把財富看做是具有革命意義的東西，那我們不僅要看數(shù)量上的變化，而且要看它被創(chuàng)造、分配、流通、消耗、儲存和投資方式的變化。也就是說，真正革命意義的是財富的確認、流轉和保障制度。自從啟蒙運動以來，經濟學家們就認為有益的經濟制度必須保護產權，確保人們得到回報，簽訂合約以及解決糾紛。
著名經濟學家諾斯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通過比較不同社會制度在長時間內的經濟實效，諾斯發(fā)現(xiàn)，那些保證產權并對經濟糾紛提供可以預期的解決方案的國家為經濟發(fā)展提供了很好的環(huán)境。西方大國的興衰，近代各國的沉浮都證明了這點：凡是私人產權得到很好保護的國家，都能跨越發(fā)展的種種陷阱，而那些產權得不到保護的國家，要么發(fā)展滯后，要么陷入戰(zhàn)亂。英國與荷蘭之所以在17世紀超越了法國與西班牙，主要是因為對產權的有效承認和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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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規(guī)定不等于現(xiàn)實中財產權得到保護
對于我們這么一個強調公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而言，產權保護制度的進步來之不易。從承認非公經濟的地位，到承認私人產權，到《物權法》的出臺，可謂步步驚心，是很多仁人志士努力的結果。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歷史事實上是一部財富觀念變遷的歷史。由于歷史的原因，人們一直對私人財產存在偏見，即使在現(xiàn)在，私人財產權也一直是在夾縫中生存。
但令人欣慰的是，歷史總是在進步。從1988年私營經濟寫入《憲法》，到2004年憲法修正案私有財產的保護入憲，直至2007年《物權法》的出臺，見證了中國財富觀念的重大進步。特別是《物權法》的出臺，被視為中國市場經濟的重大進步。一個合理的建立在所有權制度基礎上的物權法，不但為依法喚起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想象力和激情所必需，而且也為社會的發(fā)展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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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正在立志成為創(chuàng)新經濟體，產權問題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因為產權問題而造成的不好的預期對中國未來的影響也更加空前。筆者自始至終認為，影響中國成為創(chuàng)新國家的關鍵在于能否尊重產權和法治，一個私人產權總是受到侵犯威脅的國家，企業(yè)家不會有創(chuàng)新的動力，一個只有40年壽命產權的土地上，不可能生長出百年企業(yè)？更不可能有持續(xù)的創(chuàng)新的動力。
就此而言，產權問題的重要，已經不限于權利本身，而是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的前提和關鍵所在。在今天強調產權的重要，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為什么企業(yè)家把大量的財產想方設法轉到海外，為什么企業(yè)沒有創(chuàng)新的動力？答案，就是產權的保護出了問題，這就是問題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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